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缙云县五云街道五云大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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缙云县五云街道五云大桥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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缙云县五云街道五云大桥
 
    县城的“铁桥”,可谓是家喻户晓。而“五云大桥”是哪一座,知之者可能不是很多。其实,位于五云古镇西南隅好溪之上的铁桥,《缙云交通志》等文献,就称之为“五云大桥”。
  一
  穿越五云古镇的好溪,自古就有桥渡相通,是北连金衢杭绍、南通温台处之驿道要津,名曰“龙津”,当为五云大桥之雏形。
  生产能力低下的古代,人们只能简单地以架木为桥,故龙津桥的始建时间已难确切考证。明成化十八年(1482)《处州府志》载:“龙津桥:在县南五十步。”又载:“巽亭:在县南龙津桥上。宋御史、邑人詹适宅,眉山苏轼有咏。”明万历七年(1579)《括苍汇记》载:“(缙云)县(衙)南为好溪,有龙津桥。”又载:“巽亭:宋御史詹适建。”这些都是现存的关于龙津桥的最早文字记载。詹适字德远,本县詹山人。北宋嘉祐四年(1059)进士,为官正直清廉,曾任御史台主簿,入为龙图阁学士。与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友善,因之在苏轼被贬后,亦以苏党被罢。苏轼有《次韵詹适宣德小饮巽亭》诗曰:“君方梦谪仙,我亦吊文园。江山同三黜,天涯共一樽。”从这些史料可见,龙津桥至少在北宋年间已经存在。当时桥上建有“巽亭”,故龙津桥当为廊桥性质。
  清康熙十一年(1672)《缙云县志》载:“龙津桥:浮桥……在县南。”十三年(1674)三月,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建反,其部将曾养性攻克缙云县城时船毁桥断。廿二年(1683),知县霍维腾捐资重建浮桥。乾隆三十二年(1767)《缙云县志》载:“龙津桥:在县治南……向有浮桥,今废,改用石埠。”五十七年(1792),邑贡生丁国华、樊圣阶倡议捐建石桥,改名“大兴桥”。可见,龙津桥在明末清初是船载浮桥,约在乾隆初年改为石埠,乾隆末起建石桥。但该石桥是石拱桥还是石墩平桥,或者丁步石桥没有载明,有待于后人考证。
  二
  清嘉庆五年(1800),大兴桥毁于洪水。郅道光六年(1826),壶镇吕建盛捐白银两万多两,亲率桥工经长达六年辛劳,独建七孔石拱的龙津桥。开工后次年,兵部左侍郎、钦命提督浙江省学政朱士彦巡试处州,莅临壶镇,对雄伟壮观的永济桥赞叹不已。同行的处州知府李荫圻、缙云知县续立人请他赐名。朱学政得知吕氏母子若孙三世为善,慷慨解囊,费白银八万四千多两,在好溪流经县域的三大渡口分别建起或即将建起石拱大桥,心中感慨万千,欣然命笔,更壶镇“永济桥”为“贤母桥”,更县城在建的“龙津桥”为“继义桥”,预赐正在议建的东渡大桥为“竟爽桥”,并亲自撰写《三桥合记》,立于“贤母桥”头。惜在建成廿多年后的咸丰七年(1857),继义桥被洪水冲塌。十年(1860),县人杨达三、吕精心、吕建始、吕积厚等七人在原桥基础上合修及成,即毁于“长毛反”战乱。直到同治四年(1865),在温处观察王景澄等倡议下,捐资再修,次年桥成,名之“同善”。
  三
  民国十一年(1922),同善桥复毁于洪水。十三年(1924),宣教缙云的瑞士籍耶稣教牧师玛克德(瑞士人)积极规划设计,倡议建造“铁桥”,预算需要“银币二万伍千余元”(《缙云华洋同善桥募捐启》)。由“旧处属华洋义赈支会拨银元一万三千有奇,更以上年工赈余款七千元
  之,尚不敷六千元”(同前文)。是冬,玛克德携带铁桥图纸,登门拜访仲夏刚到任的缙云知县桂铸西,在汇报建造铁桥计划的同时,提出“会同士绅以立簿筹捐为请,欲视捐数之丰啬而为之分别请奖”(同前文)。桂知县非常赞同,亲自撰写《缙云华洋同善桥募捐启》,并带头捐出200银元,县内百姓纷纷仿效。次年桥成,改名“华洋同善桥”。
  关于“华洋同善桥”,有几个史实应该进行厘清。
  1989年版《缙云交通志》、1996年版《缙云县志》等,均表述为“民国十四年(1925)驻缙云耶稣教牧师玛克德倡议捐建铁索吊桥”。
  这里值得商榷的,一是华洋同善桥的倡建时间。出版于民国十七年(1928),即华洋同善桥建成后第三年的《壬戍年纪念录》(封面又写有《五云镇铁桥谱》之名)明确记载,在民国十三年(1924)入冬之前,玛克德就已经组织人员画好铁桥图纸,作出详细预算,筹划捐款方案。入冬,玛克德又携带图纸,拜访县知事桂铸西,桂知事赞同之余,为之亲撰《缙云华洋同善桥募捐启》,发动士绅捐款建桥。同年农历十一月,邑拔贡樊保躬写有《华洋同善桥序》。可见,玛克德筹备建桥时间,至少在民国十三年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,民国十四年(1925)应该是正式建造及建成的时间。二是华洋同善桥是“铁桥”还是“铁索吊桥”问题。县知事桂铸西《缙云华洋同善桥募捐启》载:“瑞士玛克德君……倡议建设‘铁桥’,邑人韪之。”邑拔贡樊保躬的《华洋同善桥序》载:“瑞士玛克德先生倡议,特造‘铁桥’”。《壬戍年纪念录》介绍华洋同善桥财产时,有“铁桥头屋一所……”的记载。另外,三十六丈长(合11988米)的华洋同善桥,用铁数量“共计重七万二千有余”,平均每米达600多斤。华洋同善桥下有石桥墩2个,建桥铁梁、搁栅计重14400斤,占总重量的20%,可见该桥的承重方式,主要和关键的是铁梁扛架,大铁丝线吊拉仅仅是在起次要和辅助的作用。所以,窃以为在史籍记载中,表述为“铁桥”比写成“铁索吊桥”更确切,更尊重史料、史实。
  当然,民间说它是“铁索吊桥”,甚至说它是“斜拉桥”,我看都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因为现代斜拉桥是由承压的索塔、受拉的斜索和承弯的主梁体组合起来的一种结构体系,是拉索代替支墩的多跨弹性支承连续梁。而石拱的继义桥有7孔,而华洋同善桥跨溪中间仅2墩3孔,居中一孔跨度竟占到桥长的一半,即约60米之长。两个桥墩上立4个各800斤重的铁柱,事实上起到斜拉桥索塔作用。2根各1100斤重的大铁丝线上,每条连接着4个(8个总重3200斤)铁呆丝柱,分别与铁桥梁焊接,有效加大铁梁跨越能力,很有斜拉桥的吊拉功能。世界第一座现代斜拉桥是1955年德国DEMAG公司在瑞典修建的斯特伦松德桥,主跨为182.6米。而在此30年前,我们这个山区小县,竟有一座鲜为人知的斜拉桥,主跨已达60米,这难道不是世界之最吗?
  还有另一个值得商榷和厘清的问题是华洋同善桥所化资金及其来源。民国十七年(1928)年出版的《壬戍年纪念录》载:“华洋同善桥……共计开支洋二万五千元;改通十字街洋八百元;铁桥头屋、基一所,计价洋五百八十元。”据此合计26380元。有明确来源的记载,一是“旧处属华洋义赈支会拨补洋一万三千八百元”,二是“上年工赈余款七千零元”,三是“缙云县知事桂铸西乐助洋二百元,合计21000元”。此《纪念录》出版时间相距壬戍大洪灾仅有6年,而且建桥的经理(玛克德)、会计、代表以及募捐组人员,都记之凿凿,故应是非常可信的史实。但1989年《缙云交通志》没有用这一史实,而记曰:“华洋义赈协会募捐3万元,县人等募款2.6万元合建。”按此总计5.6万元,与《壬戍年纪念录》记录的2.638万元相差2.962万元,差距之大,竟在一倍以上。而绅士王慕儒(1892~1972),名望京,字文祥,慕儒为其号,是当时建造铁桥的代表人之一,但主要详细记载当时五云镇铁桥建造情况的《壬戍年纪念录》,没有片言只字提及王慕儒捐助信息;另查民国廿六年(1937)由王慕儒“总理”修撰的《东廓王氏宗谱》,也无他捐助铁桥一事的记载。这实在使人大生疑问?《缙云交通志》乃至其后的《缙云县志》,所据何出,是不是以讹传讹?实在值得县人进一步探究!
  四
  民国三十一年(1942)七月廿三日,县内大洪水成灾,华洋同善桥被掀翻毁坏,铁构件被县政府拆卖,仅留下两条大铁丝线。三十五年(1946),人们利用幸存大铁丝线横跨好溪,上面铺设木板,恢复通行。到1949年,经年累月的风霜雨雪,加上战火的影响,木板朽腐、栏柱斜倾,通行危险。故在1950年4月6日,副县长李芳签署“关于任何人不得在桥上作故意摆荡破坏行为的布告”,禁止“不明事理分子……故作摆荡,为戏作乐”。7月,县政府就请省政府“拨款修理铁索桥事”,批示“无款拨补”,经费由地方自筹,不足部分借垫解决,收取过桥费归还,收满撤销。经认真筹备后,于1951年秋开始修理,次年5月修成,改名“人民大桥”。可惜的是,这座以时髦的“人民”命名的大桥,寿命很短,才至7月,就被洪水冲毁无遗。延至十余年后的1963年9月,方再次动工,投资4万元,建造长92.22米、宽4米、跨四孔,下部采用条石浆砌墩台,上部采用轻轨桁架式预应力钢筋混泥土桥面的大桥,于次年4月建成,定名“五云大桥”。此后,五云大桥屡经洪水,但损坏都不十分严重。但因桥架较低,每当洪水肆虐,容易栏住柴草,影响水流,抬高水位,增加洪水进街入城概率。故于1999年,经浙江大学规划研究院设计,采用网格框架式结构,桥身抬高1.5米,修成今天的五云大桥。
  五云大桥之名由龙津桥自远古走来,直到清乾隆五十七年(1792)改名大兴桥,再名继义桥、同善桥、华洋同善桥,解放后改名人民大桥,到1963年定名五云大桥。五云大桥之结构则从木桥、廊桥、浮桥、石桥、石拱桥、铁桥、铁索桥、轻轨桁架桥直到今天的网格框架桥。它们见证着千年古县岁月的沧桑和世事的更迭。
 
     
    资源来源——  
          http://tieba.baidu.com/p/1510799504  
          http://jynews.zjol.com.cn/jynews/system/2015/01/19/018943419.shtml  
  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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